有些書像某些特定的人生階段,你以為你讀過一次就算明白,其實只是水過鴨背,與作者的深意擦身而過。我第一次遇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是在大學圖書館。那時握在手裡的是中華書局的簡體字版,紙質典雅,字裡行間散發著的並不是老派學術的艱澀,總之跟我對這家出版社的其他出品印象截然不同。然而讀畢全書,我也只懂讚嘆作者的歷史知識,卻摸不透他背後的宏觀視野,因為那時的我,真的很無知。
再次閱讀大約在 2011 年。那時我很喜歡買書,於是買了聯經出版的繁體字版,甚至把它帶了去泰國度假。在蘇梅島的陽光與海灘之間,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讀著黃仁宇筆下那個被沉悶禮教與官僚體制包裹得密不透風的大明帝國,那種閱讀背景的強烈反差,說來有些可笑。對於書中盤根錯節的政治角力、文官體制的集體平庸,那時的我依然一知半解。總覺得書裡的故事離我們很遙遠,都是幾百年前的歷史陳跡。
直到最近,因為買了進念.二十面體將於 11 月在香港公演《萬曆十五年》舞台劇的門票,我第三次把這本已經略微泛黃的書拿了出來。沒想到,這一次的重讀,卻讓我讀得驚心動魄、有滋有味。這些年來,我們共同經歷了全球政治地緣的劇烈震盪,目睹了無數社會時事的荒謬與瘋狂,國際大勢如同走馬燈般在眼前撕裂重組。此時再看公元 1587 年的京城,歷史的對焦突然無比清晰。黃仁宇的選材與敘事相當精彩,他沒有寫驚天動地的改朝換代,而是挑選了帝國命運步向衰亡的那一瞬間,看似平平無奇,其實所有危機都已出現。看著書中一眾歷史人物,每個人都懷著美好願望或治國良方,卻在體制的暗湧之中處處碰壁,那種巨大的無力感與納悶,竟然與我們當下的集體情緒產生了跨越四百年的情感連結。
從宏觀的敘事結構來看,黃仁宇截取了六個維度,分別帶出六個性格、命運、職能截然不同的人物:萬曆皇帝朱翊鈞、首輔張居正、繼任首輔申時行、清官海瑞、名將戚繼光,以及哲學家李贄。這六個人,就像是歷史坐標軸上代表不同社會階層與意識形態的意象符號。而貫穿這一切、如同巨大背景與隱形鎖鏈的,除了萬曆皇帝本人,還有整個帝國積存已久的各種陋習。對此,作者在書末留下了極具悲劇色彩的定論:「萬曆丁亥年(1587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黃仁宇沒有把萬曆寫成傳統史書裡的昏君或暴君。在書中,他更像是一個被困在紫禁城裡的「橡皮圖章」。萬曆的悲劇在於他太早看透了這個體制的虛偽。九歲登基,他曾是個渴望勵精圖治的少年天子,但文官集團需要的從來不是一個有想法的統治者,他們要的只是一件能維持帝國道德平衡的「道具」。當他發現不論自己如何努力,都無法打破厚重的官僚體制死循環時,他選擇了最決絕、也最消極的抵抗方式,徹底「躺平」了三十年。全書以皇帝的無聲反抗為軸心,延伸出去的另外五個人物,就像是圍繞著這艘即將沉沒的巨輪,各自試圖扭轉乾坤,最終卻不約而同被黑暗的漩渦吞噬。
當我們把視野從萬曆的牢籠放大到整個帝國朝廷,會看到一種更令人納悶的體制困境。張居正是個實幹的政治強人,他看穿了明朝中葉財政的糜爛,於是積極推動行政改革,試圖以行政效率為國家挽回局面。但他個人的精明與嚴格,得罪了整個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團,於是人亡政息,死後遭到了抄家削爵的清算。隨後登場的申時行,吸取了前任血淋淋的教訓,走上了另一個極端,他善於妥協,在皇帝與百官之間充當潤滑劑,試圖以太極推手來維持帝國的和諧。然而,歷史證明,張居正的猛藥救不了大明,申時行的溫和態度同樣只是在拖延死亡的時間。這兩位絕頂聰明的首輔,一個剛強,一個陰柔,卻最終都陷在了同一片歷史的泥沼裡。
更可怕的悲劇,發生在海瑞與戚繼光身上。海瑞是個將儒家道德理想推向極致的怪胎,他清廉得令人無話可說,甚至不惜抬著棺材去諫諍皇帝。他以為只要人人恢復到古人的純潔道德,社會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但他那套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改革,在實際運作中處處樹敵,最終連文官集團都覺得他是一個無法溝通的瘋子。海瑞的悲劇,是道德理想在複雜政治現實面前的全面潰敗。
而當整個國家的將士都習慣了得過且過、貪污腐敗,軍隊戰鬥力淪為紙上談兵時,終於出現了一個能打勝仗的軍事天才戚繼光。他擁有豐富的前線實戰經驗,知道帝國的首要問題是提升國防力量,不能只靠喊口號,必須認真升級裝備、革新戰術、建立能應付強大敵人的軍隊。但當他要做出實質技術改革時,就惹來了文官集團的不滿;當他的政治靠山張居正一倒,戚繼光這個想做實事的猛將便立刻成為利益集團的眼中釘,隨即被罷免,最終在貧病交迫中死去。大明帝國親手放棄了強化武裝的機會,為日後捱打滅亡埋下了伏筆。
如果說海瑞與戚繼光是在行動上四處碰壁,那麼哲學家李贄,則是從思想上徹底被體制絞殺。李贄是個敏銳的孤獨者,他看穿了帝國官僚「滿口仁義道德,骨子裡全是生意」的虛偽,於是用偏激而深刻的文字,試圖撕開儒家教條的假面。他渴望尋求個人的思想解放,但在一個以集體道德為唯一運作邏輯的帝國裡,異端就是原罪。他的著作被斥為「敢倡亂道」,最終在七十六歲的高齡被捕入獄,只能在獄中以剃刀自剄,用最慘烈的方式完成個人的終極控訴。
在那個似是而非、以道德雙重標準代替績效管理的體制之下,個人的力量已經變得不再重要。不論你是勤勞還是懶惰,精明如張居正還是昏庸如後來的廷臣,想做實事如戚繼光、空談理想如海瑞,還是冷眼看穿一切如李贄,只要你進入了那個由無數表面儀式與集體平庸組成的系統,你所面對的阻滯與高牆,全部都大同小異。所有人付出的努力,都只是在推一塊注定會滾落下來的巨石。
看看從前,想想現在。當我們看著當代社會裡,無數的官僚機構為了維持體制表面的「正確」與口頭「勝利」,選擇性地忽略真實的數據與眾所周知的危機;當我們看到職場或國際政壇上,做事的人往往要花八成精力去應付內耗與裙帶關係衍生的災難,而真正核心的問題卻永遠被視而不見,於是讀者不禁會想到:萬曆十五年,真是離我們那麼遠嗎?歷史即使不是在簡單地重演,但大同小異的困局,依然是我們揮之不去的夢魘。
合上書本,那種納悶與無能為力的感覺,其實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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