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街上的康乃馨賣得特別貴。妹妹一家帶了媽媽到餐館慶祝，媽媽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線，拍了照，上傳照片到臉書，每個人都歡欣快樂。那是母親節，當天她還在席間張羅著誰喜歡吃什麼菜，一如過去幾十年來的每一個日常。
那時候，我們沒有任何準備。
翌日，媽媽說腸胃不適，早上自己去了醫院。那時我剛上班，中午馬上到醫院探她，情況完全出乎我意料，醫生給我遞上了一份類似緊急醫療指示的文件，要我們決定在最危急的時候，該不惜一切全力搶救，抑或幫她減輕痛苦維持尊嚴。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快到荒謬。僅僅隔了一天，前一晚還生龍活虎的媽媽，突然之間連自行站立都變得不可能。世事無常的刀刃切下來時，從不打招呼，總是精準地教人措手不及。醫院的佈置有種抽離感，我們在永遠繁忙的急診室聽完醫生講述那些複雜的醫學分析，才驚覺原來母親的身體內部，正進行著一場無聲的存亡大決戰。
由於病情複雜，醫院組成跨科團隊為她診治，但也因此讓她未能到任何一種專科病房安頓，只能留在急診室等待。這樣捱了大約一星期，戰況似乎有了中場休息的跡象。醫生說，由於手術需要準備和排期，急診室的病床又十分緊缺，建議媽媽先行出院，等醫院安排好再回來。
那是個晴朗的下午，辦理出院手續的單據拿在手裡，竟然有些不真實的輕盈。妹妹和妹夫陪媽媽走出醫院大門那一刻，現實像一堵水泥牆攔在面前 — — 她是真的無法步行了。
老家在舊區，那是個沒有電梯、需要一級級踩著樓梯上去的舊式大廈。四十幾年來，爸爸都以為住在二樓已經很方便，卻沒想到有一天，老家那幾十級熟悉的樓梯，會成為媽媽再也跨不過去的障礙。
她回不了家了。
二
過去幾十年，媽媽就像家裡的定海神針。她習慣了照顧家中的每一個人，從每我們早晚兩餐到爸爸繁複的服藥程序，她永遠都安排妥當，面面俱到。她沒有想像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受照顧的人，我們也沒有準備好去面對突然失去行動力的母親。
因為無法回老家，媽媽去了妹妹家暫住。
為了安頓媽媽，妹夫每日擔任「廳長」，睡在客廳的梳化。每晚臨睡前，妹妹會扶著媽媽躺下，然後自己也滑進被窩裡，兩個人並排躺著。
那幅畫面有一種時光倒流的溫馨，情形恍如小時候，妹妹還是膽小愛哭、一定要抱著媽媽才睡得著的小女孩。幾十年過去了，當年的小女孩成了人妻、人母，而當年的母親，身體卻變得比當年的小女孩還要脆弱。
命運有時候會令人哭笑不得。如果不是這場猝不及防的病，一個成年的女兒怎麼可能連續多天，重新和母親在同一張床上互訴心事？我覺得，到了最後階段，媽媽有機會這樣毫無間距地跟她最愛的女兒住在一起，每天聽著彼此的呼吸聲入睡，是莫大的福氣。那是疾病在殘忍的啃噬中，偷偷漏出來的一點點蜜糖。
但我們都心知肚明，寄居不是長久之計，我們要幫媽媽重新建立一個基地。
三
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全家動員了所有人脈關係與搜尋本領，展開一場爭分奪秒的覓屋行動。條件只有兩個：一、必須有電梯；二、必須在老家附近。
那幾天，地產經紀發給我們一大堆資料和照片。最後篩選出一個單位，我們去現場視察之餘，也拍了影片給媽媽看。
不只挑選新居，連面試印尼傭人的時候，媽媽也是最主要的面試官。
「會蒸魚嗎？」
「老先生需要吃清淡一點，可以嗎？」
新居定了，傭人請了。我們準備迎接媽媽康復歸來，展開一場全新的、有尊嚴的居家療養生活。無論是新居的設備，還是傭人的工作內容，都是由媽媽作最後決定的，她一直是這個家的總設計師。
我們以為，這樣就叫做好準備。
四
新居萬事俱備，只差媽媽再到醫院進行「檢查與手術」，我們以為那只是有點波折的例行公事。
沒想到，再度踏進醫院，局勢便一路崩塌。
手術後的日子，情況一天比一天差。血壓像是漏氣的皮球，打多少針藥也只能勉強維持在合格邊緣；媽媽雙手因為嚴重的器官衰竭，開始像吹氣球一樣腫脹變大，皮膚繃得發亮，看著就讓人覺得極痛。
我們本來希望她能到新居，再跟爸爸和家人生活一段時間。我們在那個新家裡留了一個最好的房間給她，準備了各種出行和應急方案。
可是，這些安排原來都有點一廂情願。
那間有電梯的新居、那個精心面試的傭人、那些為了照顧病後媽媽而準備的小巧用品，媽媽竟然一天都沒有享受到。她沒有住過那張新床，沒有喝過傭人按她食譜而煲的湯。隨著她病情的惡化，我們原本為了「照顧媽媽」而做出的所有安排，在毫無防備之下，自動轉型變成了預早佈置，用於照顧需撐著拐杖步行的爸爸。
她像是一個殫精竭慮、幾十年來都在為全家人操勞的導演。這一次，她同樣把一切舞台都搭建得美輪美奐，連爸爸未來的日子都照顧到了，時間到了，燈光亮了，演員到齊了，按著不知是誰一早寫定的劇本，她自己卻轉身走進了後台，再也沒有出來。
五
在媽媽最後住院的一個月裡，病床變成了戰場。
她身上開始插滿了不同的喉管。胃管、尿管、點滴管，一條條透明或彩色的塑料管子，像藤蔓一樣纏繞著她。病情像當時的雨天，反覆無常，前一天醫生才說指標稍微好轉，隔天半夜就會接到醫院發出的危險期通知。醫生早已私下請家屬作最壞打算。那句「要有心理準備」，醫護人員說得極其克制，我們聽來錐心刺骨。
可是，身為風暴中心的媽媽本人，總是很堅強，甚至堅強得有點不合情理。
幾十年來，她習慣了當大家的靠山，習慣了把問題藏起來。這一次也一樣，這是一種冷靜的頑強。一方面，她從不在家人面前抱怨任何一句痛，也從不流露一絲痛苦的表情。每次我們進去探她，她總是努力睜開那雙因為藥物而沉重的眼睛，給我們一個「我很好」的暗示。
另一方面，她一直用一種近乎天真、未經準備的信任，肯定著醫護人員的工作。
「這個護士很關照我。」
「主診醫生人很好，他跟我說，他會盡力幫助我回家的。」
她總會這樣跟我說，也許是怕我會寫文章罵人。
她到最後一刻，都相信自己會搬進那間有電梯的新房子，和爸爸一起吃頓飯。可惜，最後她沒有辦法再離開醫院那張病床。所有的樂觀與相信，最終都定格在那些冷冰冰的儀器數據裡。
六
在她離世前十個小時左右，是一個暴雨中的黃昏。
因為天氣的影響，我下班後隨即和太太、女兒會合，一起去探她。看著她身上那些縱橫交錯的喉管，有種超現實的科幻感，病房裡的空氣像凝固了一樣。
看著她身上插著的那些東西，我突然感到一種深刻的厭倦。我不想再跟她討論任何病情，不想問她今天血壓降了多少，也不想問她痛不痛。那些醫學數據是醫生的事，不是我們的事。我也不想讓她有太多牽掛，不想讓她覺得自己是個躺在床上就需要被憐憫。
於是，站在我女兒的身邊，開始大聲地、盡量輕鬆地跟她聊起以前的事。女兒在旁邊配合著我，嬉嬉哈哈地開始「想當年」。
我們三個人在那間充滿死亡陰影的病房裡，演了一場半小時的、吵鬧且快樂的喜劇。因為呼吸困難，媽媽說話不多，但她的眼神很亮，看著孫女的笑臉，那一刻，她不是一個器官衰竭的重症患者，她變回聽著子孫逗她開心的快樂長輩。
不久之後，護士進來，說要幫媽媽打針並在背部擦藥。離開前，我走到床頭，親手餵她吃了兩粒藥，又餵她喝了幾口水，她三度揮手示意我們回去。
「媽，我們先回去了，如果太累就休息一下，不要牽掛著我們。」那是我跟她說的最後一句話。
離開醫院後，世界照常運轉。因為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場合，我和太太、女兒，極其罕見地、不約而同地將手機校成了靜音模式。深夜，媽媽的情況急轉直下。爸爸和妹妹在醫院附近，趕得及陪她度過最後一刻。而我們三個的手機，在漆黑的客廳裡，無聲地亮起、熄滅、再亮起。那些催促的、驚慌的、絕望的來電鈴聲，全都被隔絕在那個「靜音模式」的結界之外。
我們收不到電話，無法送媽媽最後一程。
其實，在媽媽離世前一晚，澳門下著滂沱大雨，我毫無理由地被雷聲嚇醒，預感她會有危險，為此經歷了人生中罕見的、輾轉反側的失眠。而翌日晚上，從醫院回家、在一個場合將手機調成靜音之後，我卻睡得過分深沉。
我有時會想，那一夜的深沉睡眠，也許是媽媽在走完她痛苦、動彈不得的最後一程時，給予我和女兒最後一份溫柔的禮物。
她幾十年來都在無微不至地照顧每一個人，這一次，她用她一生的堅強，在那個深夜把身上的喉管、背部的潰爛、以及多重器官的重負，全部一件件卸下。當她終於不痛、終於解脫的那一秒，她順手把那份久違的平靜與安詳，隔空送進了我的睡夢裡。
我們沒有任何準備，就迎來了這場生命的終章。
媽媽去旅行了，這次不用帶輪椅，也不用行樓梯。
（刊於2026年7月8日澳門日報・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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