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漫長的工作生涯中，有幸遇過幾位友善的上司。他們在改稿一事上給予的提點與示範，令我至今感恩。文字固然重要，但改稿背後那份用心與胸襟，才是真正令我終生受用的財富。
第一位幫我改稿的，是《市民日報》已故社長龔文先生。我曾短暫在該報工作，因已開始向《澳門日報》投稿發表小說，社長對我特別關照。每晚他都會親自批改我寫的新聞初稿，總能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的不足，並以和藹可親的態度，耐心解說文學創作與新聞寫作的分別，剖析為何我的版本不夠好。這段短暫的改稿關係，其實終生受用。後來我因薪酬微薄、難以維生而離職，但社長教我的事情，卻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
後來我在濠江中學任教，有時需要為學校活動寫新聞稿。儘管已是語文教師，稿件也不能自作主張發布。當時由岑銘本副校長負責審閱，我記得有時是校慶活動，有時是校運會報導，總在前一天接下任務，翌日便得全神貫注，緊盯嘉賓講話與現場細節。那時還是使用原稿紙的年代，岑校長很注重語文老師的書法修養，加上趕稿壓力，這項額外工作給我的最大挑戰，除了要在極短時間內寫好稿件，還要克制平日龍飛鳳舞的快手，一筆一畫將每個字寫得端正清晰。岑校長是個大好人，如非必要，從不多作改動，通常只是增加幾句我不曾掌握的學校最新方針，然後派人發送報社。那幾年，我在他的改稿中看到「加法」對稿件的作用 — — 真正有實力的人，是想辦法增添文章的訊息，而不是拘泥於細節，更不是為了彰顯權力而「為改而改」。
告別教學生涯後，我曾在體育部門服務，工作同樣涉及公文與新聞。這時幫我把關的，是同時活躍於體育界與戲劇界的前輩沈先生。他資歷深厚，我起草的公文都會請他過目。他總能提供中肯實際的修改意見，主要是提醒我保持圓融，不宜過於直腸直肚。除了改稿，他還會把不同持份者的來歷和行事作風如數家珍般告訴我，幫助我掌握發送文件後該如何應對各方反應。這時我需要學習的，已不只是文字技巧。由於文件多涉及金錢，往往需要反覆推敲、步步為營。沈先生給我的指導，是看清背後的情況，不要以為事情只是字面表達那麼簡單。這些自然是書本上無法學到的東西，也真的不容易說得明白。
另一位令我印象難忘的，是後來我加入那個部門的顧問高先生，有一段時間我輔助他工作，那時雖有機會忙到通宵達旦，文件排山倒海而來，但他總能以最少的改動，點石成金般完善我的初稿。我會留著他用鉛筆修改過的版本，反覆研究如何把中文運用得更準確。這些微妙之處常令我緊記「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工作實在要保持謙卑。
以上幾位，都是我由衷佩服的前輩。他們改稿，除了推動工作，更體現了一種領導的智慧：親身示範如何改，耐心說明修改的用意，這樣才會令下屬心服口服，慢慢學會長進。其實他們每一位都有資格向我發脾氣、擺架子，甚至看兩三行就覺得寫得差，要求全篇重寫再重寫，我真的遇過這種改稿方式：不問情由，先全盤否定；自己對文件主題全無概念，卻怪執筆的人寫得太深；讀到不喜歡的詞彙，即情緒失控，用謾罵代替討論，這樣做看似很威風，但其實不會有助於稿件，既浪費時間，也影響士氣。所以我始終覺得，曾經遇上幾位文筆卓越又胸襟廣闊的上司，是我莫大的幸運。
改稿如鏡，照見的不只是文字的好壞，更是改稿者的學識與修養。那些願意俯身指點、耐心引導的前輩，他們留下的不只是修改過的稿件，更是一種認真工作、善待同事的良好態度。這種支持與體諒，比任何文字技巧都更值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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